人生经历了一些事，我总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曾经想过追求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绝对真理”，但我在事实上却一直遇不到。我偶尔会进行一些不是太有所谓的思考，可惜在“度”上总是会陷入混乱。因为这样，我也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过分困难得到的东西本身在普及上已经是个问题了。
《大外交》中有过对权力和道德的讨论，以罗斯福的现实政治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出现。书中明确指出美国总有一天会为她所崇信的道德主义付出代价。美国一向认为她拥有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且她有推广这一道德标准的义务，但也决不能忽略世界上诸多现实主义信徒对权力信仰的高度认可。一战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的搁浅，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赤裸裸的权力对比，诸多势力的吃硬不吃软，使这个拥有最强大国力的美国也对其所坚信的道德主义产生了动摇——要执行道德会遇到诸多障碍。没有绝对优势能力的支持，要执行普遍的道德形同虚设。同时，道德执行者本身道德的不完美性也为崇信权力对比者提供了不执行的理论基础。人们很难相信俄罗斯如果没有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她会暂停对远东的侵略。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遇到了更强硬的对手，而不是本身道德的觉悟或自制。
孔、孟两圣宣传他们以仁政为中心的“王”道，处处碰壁，韩非的“霸”道却非常吃香，在执行道德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度”的问题，没有人敢向别人规定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许多人把区分这一标准的任务交给了古时候的圣人，借圣人之言行自己立意之实。试想一下，孔、孟两圣的“王”道中的仁政问题，倘若执行起来，仁政与非仁政的界限在哪里呢？如果大家都一块搞“仁”政，以“仁”对“仁”，你“仁”我也“仁”，谁行的仁政多一点，这由谁说了算？“天下大同”由谁来执行？这些有时想来过于虚无了。“霸”道便是讲赤裸裸的权力对比了，管你什么“天下大同”，仁政道德，我的力量比你强，我便可以吃掉你，否则便是“功业相反”。这里面体现不出道德的感化，崇信权力对比者很难相信道德的感化可以解决问题，即便有也太慢了。韩非被李斯暗算，李斯被赵高暗算，赵高被子婴暗算。在这一过程中讲道德感化，集体和谐，和平共处等有用吗？道德充当什么角色呢？他们都穷尽自己的心算，用自己的权术去改变已有的权力对比，使权力的天平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沾染了权力而存在的东西很难是绝对干净的，可丧失了权力支持的东西又很难存在下去。张居正的“江陵柄政”便是在他用权术取得大权后推行的，是历史上难得的好改革，是进步的。可这一切是以张居正为取得权力对异己势力的打击为前提。人们赞扬“江陵柄政”却否定张居正使用“权术”，这似乎说不过去。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全盘否定张居正，并且废除他的所有改革。我们忍不住回想一下，历史认为张居正的改革是合乎潮流的，是好的，可丧失了赤裸裸权力的支持，留存不下来也是枉然。再回思一下，这些留不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讲究物种之间的竞争，只有取得生存优势的生物方能生存下来。那么历史上王安石变法被司马光废除，张居正新法被万历皇帝废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倒退和灾难也便有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了。如果我们将“将权力用于生存斗争”这一项解释为只是人的动物性，而现实中的人还具有社会性、人性，那么“权力”运用于现实及道德便只剩下立场和“度”的多少的差异了。领导者很有爱民精神，换个角度也可解释为他取得权力的手段。李宗吾将刘备说成是“脸厚”便是这个道理。对权力和道德在“度”上把握的不同，我们已经无法高度肯定一个事物了。
纯粹地提倡道德，需要一个集体认可的价值标准。倘若没有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要人们自觉执行同一标准便很难了。现实中人们对事物看法在“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便很难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哪个“度”上的价值观念对人类最有利呢？这又是一个很难有统一结论的问题。尼采说“重估一切价值”便是对世上已存价值观念的怀疑。
“度”的差异使人类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同时因此所产生的认识不同又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误会和矛盾。统一的一元的文化会使人们的生活归于枯燥，同时也需要强大的能量来推行。统一后的文化由于丧失了对比，没有优劣之分，如同只剩一种颜色一样，已经失去了深浅的对比，而且没有人敢说这便是符合所有人的最优秀文化，因此人们又易于怀疑统一的必要性，进而将罪过归于执行统一的权力能量，“度”真是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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